你看范仲淹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司馬光，哪一個不是做官、治學兩不誤？蘇東坡雖然仕途坎坷，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極好的，文章就更不用說了。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。

■《讀書手記》

認真說來，士大夫和讀書人并不是一個概念。士大夫本指官僚階層�！犊脊び洝氛f：“作而行之，謂之士大夫�！编嵭�注曰：“親受其職，居其官也�！笨梢娭挥凶龉倩蜃鲞^官的讀書人才是士大夫，沒做過的就不算。同樣，做官而不讀書的也不算。比如因軍功而封侯賜爵的武夫，雖然也是官，卻沒人承認他們是士大夫，他們自己也不以士大夫自居。

這樣一說就清楚了。讀書而不做官只是士，做官而不讀書只是大夫，只有既讀書又做官的才是士大夫。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官為本位的，叫做“官本位”。一個人一旦做了官，就有地位、有名聲。官位高則地位高，官職大則名氣大。所以，士大夫一詞，有時也指那些有地位有聲望的讀書人；而這樣的讀書人，又幾乎都與官和官場有聯系、有瓜葛。所以，在傳統社會，士大夫的地位要比讀書人高。一個村野窮儒、鄉間學究，只要當真讀了些書，馬馬虎虎也可以稱為讀書人，但要被稱為士大夫，卻非得有些“政治資本”不可。

不過，這已是比較晚近的觀念。在上古時期，士之與官，還是互不相干。士們雖然也參與、介入、過問社會公共事務，但并非只有做官這唯一途徑。比如曹劌，就沒有做官，否則不會有“肉食者謀”這句話。先秦諸子，也多半沒做官，或做不長（如孔子），做不大（如莊子），等于沒做。因為那時士是貴族，介入政治的途徑也多（比如游說諸侯，或招收門徒，或著書立說），做不做官無所謂。秦以后就不行了。首先，士變成了平民。不做官，就沒有發言權。其次，能夠給予士人參政機會的也只有一家，不像春秋戰國時期，可以頻繁跳槽換老板。第三，這個時候的士人，除了做官，也沒有別的出路。前面說過，無權無勢無資本的士從上古時候起就是“毛”，必須附在天子、諸侯、大夫那張“皮”上，才能有所作為。只不過那時“皮”比較多，“毛”也比較游離，并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樹上吊死不可。秦以后則不同。除了“當今圣上”，他們再無別的“皮”可以依附。除了“出仕做官”，也再無別的方式可以顯示“毛”的價值。也就是說，此“士”已非彼“士”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官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。實行世襲制（西周封建制是世襲制，魏晉門閥制是準世襲制）時，做官和讀書沒有太大關系，至少學習成績與官位大小不成比例。大夫的兒子肯定是大夫，雖然他們也讀書。但他們能夠做官，卻不因為讀書。實行科舉制以后就不一樣了。雖然做官的途徑仍然很多，包括襲爵和蔭子，但畢竟科班出身是“正途”，更何況身為平民的寒士除此以外也別無選擇。這個時候，讀書和做官就統一起來了。

同樣，也只有在這個時候，所謂“學而優則仕，仕而優則學”，才可能從理想變成現實。這里說的“優”，是優裕的優，不是優秀的優。也就是說，做學問而時間精力有余，就去做官；做官而時間精力有余，就去做學問。在這一點上，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。你看范仲淹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司馬光，哪一個不是做官、治學兩不誤？蘇東坡雖然仕途坎坷，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極好的，文章就更不用說了。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。

相比較而言，達不到這個境界的，就只好算是讀書人，或官老爺。官老爺就是只有官位沒有學問的，讀書人就是只有學問沒有官位的。這兩種人，都不是士人的理想。沒有學問的官老爺固然為士所不恥，只有學問沒有官位，不能在官學之間游刃有余，難道就甘心？

當然不甘心的。所以蘇東坡才一方面感慨“常恨此身非我有”，另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場那個是非之地，正所謂“何時忘卻營營”。為什么不能“忘卻營營”呢？就因為成為士大夫是讀書人的最高理想，只當一個讀書人則是等而下之的不得已的選擇。所以即便在官場上碰得頭破血流，最后也只好順其自然，不了了之。我們知道，雖然蘇某人曾揚言“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，但他終其一生，是并沒有辭官歸隱的。